紅軍長征途中，中央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毫無疑問，每次會議都有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但是，從宏觀上看，可以将長征途中的中央主要會議大緻分為三個系列的會議。
第一個系列會議，是前面所講的從通道會議開始的、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直至會理會議的近10次會議。這個系列會議的一個重要曆史作用，是最終地鞏固地确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實際主要領導地位。
第二個系列會議，是從本文所要講的兩河口會議開始，直到俄界會議，約有7次。這些會議，不斷地為統一紅軍會師後的戰略行動方針而與張國焘的分裂主義展開鬥争。
第三個系列會議，是從哈達鋪會議開始，直至到達陝北所召開的6次會議。這些會議為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戰略部署。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的通道會議。
通道會議是中央紅軍在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從危機中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會議的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沒有通道會議，就沒有通道轉兵，沒有通道轉兵，也就沒有貴州的黎平會議。因此，通道會議不僅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還為黎平會議和以後的遵義會議召開奠定了基礎，同時，“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此次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在我黨我軍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省黎平召開黎平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标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線；第四，堅定信心；第五，從逆來順受到自作主張的轉折點。
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省甕安縣召開猴場會議
猴場會議是紅軍進入貴州後，于遵義會議之前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初步恢複了黨的優良的政治工作的傳統；複活了毛澤東同志正确的軍事方針，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了準備；确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奠定了基礎。
1935年1月15-17日在貴州省遵義召開遵義會議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這次會議開始确立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确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是中國共産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标志着中國共産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1935年2月在雲南省紮西(今威信)召開紮西會議
紮西會議是長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實際上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義會議決議的正式成文，都是這次會議最後完成的。這次會議為實現長征中的戰略轉變，進行了切實的指導和部署。同時開始了以負黨中央總的責任的張聞天和紅軍實際上最高領導的毛澤東互相配合，領導全黨全軍的新格局。
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會理召開會理會議
會理會議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進一步闡明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會議總結了遵義會議以來在川滇黔邊實行大規模運動戰的經驗，讨論了渡江後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
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召開兩河口會議
會議正确分析了國内的政治形勢，強調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和黨對紅軍的領導。否定了張國焘的錯誤主張，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戰略方針。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兩河口會議為實現黨和紅軍北上抗日和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偉大戰略目标奠定了基礎。
1935年7月21-22日在四川省黑水縣澤蓋鄉蘆花村召開蘆花會議
蘆花會議全面總結了四方面軍的曆史經驗。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會上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對于增進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兄弟團結，統一部隊組織與指揮，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8月4-6日在四川省松潘縣毛兒蓋的沙窩寨(今血洛)召開沙窩會議
沙窩會議對于加強1、4方面軍的統一領導與團結，堅定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必勝信心，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這次會議也開始公開暴露出張國焘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
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省松潘縣毛兒蓋召開毛兒蓋會議
1935年9月2日在四川省若爾蓋縣巴西鄉召開巴西會議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肅省疊部縣俄界(即高吉)召開俄界會議
1935年10月22日在陝西省赤安縣吳起鎮召開吳起鎮會議
1935年9月27日在甘肅省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榜羅鎮會議
